“一早起床，两腿齐飞，三洋打工，四海为家，五点下班，六步晕眩，七滴眼泪，八把鼻涕，九(久)做下去，十(实)会死亡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这首涂鸦在蛇口三洋厂厕所墙壁上的“诗”，被一位文化研究者发现。

那个时候的深圳，没有地王大厦、深南大道还是土路，站在这座尘土飞扬的城市，就像站在一个大工地里。

图为1980年9月，建设中的深圳特区。

中新社发 黄永照 摄

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，“三来一补”成为深圳主要经济模式，大大小小的服装厂、鞋厂、玩具厂、电子厂等劳动密集型工厂满地皆是。

“东西南北中，发财到广东。”

百业待兴，简陋的罗湖火车站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外来务工者，他们有以一个共同的名字:“打工仔”、“打工妹”。

偌大的车间，狭窄的工位。白天，这些流水线上的打工青年们，重复着简单而机械的动作，下班便抱着餐具排队打饭。

没有电视机、没有录音机、没有手机，在那个逼仄的员工宿舍里，多数人的闲暇时间也很无聊。有时候，他们会结伴在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走，有时候挤在当地居民的窗口，“偷看”电视机里的香港节目。

在这个庞大的打工群体中，有一个名为林坚的小伙子，从高中时期就开始文学创作。1982年他来到深圳，第二年便开始创作自己的短篇小说《深夜，海边有一个人》。

1984年，林坚的这部小说发表在《特区文学》杂志的第三期，被视作“打工文学”最早的作品之一。在当时，这部小说并没有在文坛上荡起多少涟漪，却启发了无数个“林坚”开始写作。

那一年，邓公第一次视察深圳，为深圳题词:“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，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。”

那一年，国贸大厦封顶，成为深圳的一大地标。

1988年12月，宝安区文化局创办了第一本打工文学刊物《大鹏湾》。上面首刊了张伟明的一篇打工题材的小说《我们INT》。

“我抽空来到李树那堆小山般高的坏机前，这堆黑疙瘩除了贴有说明其它部件不良的字样外，都千篇一律地贴有INT(接触不良)的字样。我看一眼其他检验员，客家妹的红筒裙很刺目。这些检验员都无不例外紧绷着蜡黄的脸，都目不斜视地飞快地舞动着双臂，都有李树那种穿山甲的特征。”

“INT”，即接触不良的意思，是外资企业中常用的品质检验术语。作为一名质检员，张伟明笔下的人物与卓别林的《摩登时代》无异。

在这条永不停歇的流水线上，“接触不良”的不仅有坏机，还有麻木的工人。他们成为了大机器生产中的一颗螺丝钉，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有严格规定。疯狂的机械劳作摧残的不只是身体，还有心灵。

“不一会儿我身边也堆起了小山般高的坏机，坏机身上无一例外地贴着INT字样!妈的，这样子干下去我们每个人迟早也会INT。”

其实，1964年出生的张伟明，是最后一批毕业后能够分配工作的高中生。在老家的蕉岭县锰化厂拿着“铁饭碗”，是令人羡慕的工人阶级中一员。但为了追求自己的文学梦，23岁的他坐上了开往深圳的长途汽车，流浪半个月找到第一份流水线工作。工人、质检员、领班……底层的生活经验也成为他创作的源泉。

在浩浩荡荡的外来务工者中，“打工妹”这个群体尤为鲜明。

1991年，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打工妹生活的电视剧《外来妹》在央视热播，掀起一阵收视狂潮。

在深圳，这些年龄在18-25岁的打工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却比男性更有耐心和细心，深得大部分工厂青睐。其中，不乏边上班边学习的女孩子，安子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在深圳打工的七年，她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和积蓄都投入到学习中，并考取了深圳大学中文系大专班。1991年，安子的第一部打工纪实小说《青春驿站--深圳打工妹写真》在《深圳特区报》连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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