俄罗斯文学是一个大写的词汇。但这种大写是由少数作家塑造的。试着回想一下，我们阅读到的俄罗斯文学作品，主要都是集中在十九世纪以来的俄国作家，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，都是集中在几个人身上，普希金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契诃夫、帕斯捷尔纳克等等。用纳博科夫的话说，俄罗斯文学是一种近代现象，具体来说就是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涌现出来的“一打伟大的文学家”，另外还包括一批无法翻译的诗人。这些作家的作品集中起来算也就两万多页的纸，跟英法文学中蔓延数个世纪的文学传统是没法比的。但是，单纯从数量上来论文学是没有意义的，因为时间会自然淘汰那些没有价值的文学。俄罗斯文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，它只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，便产生了足以与英法文学相提并论的文学，让世界惊叹不已。法国作家加缪就曾说，如果没有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，他便什么都不是。无数像加缪一样的人从阅读俄罗斯文学中受益。这种巨大的影响力，让我们反而更加好奇俄罗斯文学的魅力。

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，俄罗斯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它能够同时拥抱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。在俄罗斯，作家们总是会受到极大的尊重，他们被看作是圣贤，被视为可以指导人们生活的道德楷模。他们生前会受到大众追星一样的追捧，死后也会被树立纪念碑，建立博物馆，他们的书籍被普通人收藏，诗歌会被人默默吟诵。这都源于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对大众的巨大的影响力，大众将作家看作知识分子的良知。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，我们总认为艺术来源于生活，但是在俄罗斯文化中，大众习惯从虚构作品中寻找生活的指引。人们不但认为书籍高于现实，甚至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现实，因为真正的现实太过于讨厌，反而不值得相信。诺奖诗人约瑟夫·布罗茨基曾经回忆他的青少年时期在彼得堡的生活，那时候他还是个被工厂开除的工人，他说周围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讨论小说，而小说对他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影响是巨大的，巨大到可以忽略掉糟糕的生活。他甚至认为他们那一代是最嗜好读书的俄国人。这当然是一种错觉，因为俄罗斯文学的繁荣，正是源于有持续的一代代俄罗斯人热爱阅读和文学作品。

在牛津通识读本《俄罗斯文学》中，英国学者卡特里奥娜·凯利提到，早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俄罗斯，无论男女，阅读文学都是一项必要的文化素养，写作本身也被视为一种得体的社交技能。很多贵族和绅士阶层的人都是人手一册纪念簿，里面有朋友题写的赞美诗、象征爱情和友谊的格律诗，或者诙谐的韵句。在那个时代，写诗是一种高雅的游戏，是谈话的延伸，是基本的社交技能。像欧洲的很多文学沙龙一样，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，那些社交界的头面人物每周都会选一天举办家庭招待会，作家和音乐家会应邀当众表演他们的作品，来宾当中也会有其他艺术家和各种社会名流，像普希金这样的花花公子会经常出席这种沙龙。后来这种艺术招待会成为了俄罗斯的一种文化习俗和传统。

在《俄罗斯文学》中，凯利还提到俄罗斯文化中的一种独特情形。对作家重视和尊崇，催生了无数普罗大众渴望成为一名作家，对写作狂热的并不一定是一个作家，还有可能是“书写狂”患者，这种强迫症患者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写作冲动，只要有可能，就会把写的东西变成铅字，不管有没有价值。据说，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，官方鼓励群众勇敢地表达自己:每个人都能写作。受到这种鼓动，书写狂开始泛滥，一直到苏联政权结束才逐渐停歇。虽然那个时期留下了大量的文字，包括抒情诗、小说、前卫作品和官方文学等等，但是事实证明，写下的并不一定都是文学，更多是垃圾。回顾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文学，除了那些处在官方阴影之下的伟大诗人茨维塔耶娃、阿赫玛托娃、曼德尔施塔姆、帕斯捷尔纳克等人，俄罗斯最好的文学是那些流亡在外的诗人约瑟夫·布罗茨基、小说家纳博科夫和索尔仁尼琴等人延续的。这也证明了开篇提到的真理，数量再庞大也无法为文学定性，只有那些经典文学作品才能延续文学生命。

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文学经受了更大的考验，因为文学再也无法代替现实了。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苏联解体后采访过很多俄罗斯大众，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，那些热爱读书的一代人开始醒悟了，他们卖掉了自己的藏书，不是因为穷，也不是因为钱，而是对书彻底绝望了。因为俄罗斯文学中从来不教读者如何在生活中取得成功，如何致富，奥勃洛摩夫一直躺在沙发上，契诃夫的主人公永远是边喝茶边抱怨生活。俄罗斯文学再也无法给人们新的生活指引，那些体面的人都消失了，生活中只有你争我夺的现实主义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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